C型钢市场乱象背后的理性分析

       2015年初雪，银装敛浮华，心寒莫贪秋。乍晴，不知去从！在位于浦东新区的上海银监局，廖岷局长刚刚结束一上午繁忙的会议日程。
       面对此次上海c型钢信贷风险事件，上海银监局在银监会的指导下，集体决策、客观判断、提前预警、灵活处置，为防止信贷风险的持续蔓延稳踩刹车，从监管者的角度生动诠释了为实体经济保驾护航的责任与使命。在处置工作的后期，廖岷将关注点更多地放在了上海银行业的反思和改进上。
       在c型钢信贷危机率先爆发的上海，经过两年多的提前预警、化解和处置，上海银监局初步实现了去杠杆化和维持较低不良贷款率的目标，阶段性实现了c型钢信贷风险“软着陆”。然而此次c型钢风险中暴露出的银行业不科学的考核体系和粗放的管理和经营文化，也让人颇感忧虑。采访中他谈的最多的就是对银行业问题的反思和改进，因为他知道，此次c型钢信贷危机暴露出的问题必须吸取教训、加以改进，那种“屡犯屡错”的事情是银行业风险管理当中最需要避免的。
       相比较传统的“家长”式、“运动员”式的监管作风，廖岷认为，金融监管者更应该扮演好“裁判员”、“守夜人”的角色。在上海这个尊重市场规则、重视契约精神的中国金融前沿阵地，他更倾向于通过市场来行使监管职能。此次上海银行业在风险处置中坚持市场化原则，积极探索市场化处置模式，同时充分发挥政府部门协调、后援作用，努力保全和做大蛋糕，最大限度实现共赢，打破了政府埋单和市场单边维权定式，为全国类似事件探索出一条行之有效的处置道路。
       谈到上海银行业的未来，廖岷满怀信心，“经过这次c型钢事件之后，上海银行从业人员的素质和风险管理能力会得到很大的提升。犯错不怕，要从错误中吸取经验、教训，进而推动上海银行业的发展转型，提升上海银行家的职业素养，增强上海国际金融竞争力。
       c型钢授信风险教训深刻 银行转型发展任重道远本刊记者：虽然上海乃至长三角地区此轮集中爆发的c型钢信贷危机已趋稳定，但暴露出的一系列深层次矛盾引人深思，对此您怎么看？
       廖岷：是的，c型钢授信风险发生后，上海银监局对c型钢授信风险的成因进行了反思，对教训进行了总结。在我看来，宏观经济的波动只是c型钢授信风险发生的诱因，c型钢企业、行业协会、仓储中介、商业银行等c型钢授信参与各方的失信行为、道德风险，以及商业银行绩效考核制度的扭曲、风控制度的失效和失控，才是c型钢授信风险发生的根本原因，而这些来自于转型期中国银行业粗放型的发展模式。
       本刊记者：那么，要杜绝类似风险的再次发生，您觉得商业银行应该从中吸取哪些教训并加以改进呢？
       廖岷：银行要杜绝类似风险的再次上演，首先应转变经营方式，绝不能因为争夺客户、存款及市场规模，而放弃风险管理、弱化人员管理、牺牲流程监控，要始终坚守商业银行经营的基本规律和审慎原则；其次，应完善大宗商品融资的风险管理，审慎推进动产质押信贷产品，对于这些产品存在的问题及其风险控制的缺失要进行改进；再次，强化各类规章制度的执行，特别是要强化“三法一指引”的执行，做好信贷三查，改变银行粗放的信贷管理文化；第四，要加强银行各级从业人员的职业操守教育，加强员工行为管理，从源头上减少道德风险的产生；最后，同样也是最重要的是治本，即改进不科学的绩效考核指标，督促引导银行实行差异化经营，真正形成自己的比较优势，提升核心竞争力。
       本刊记者：针对此次c型钢授信风险暴露出的各种问题，银行业已经开始深入反思并加以改进。那么，您觉得改进工作中最大的难点是什么？
       廖岷：刚才我们谈的是这次c型钢事件暴露出的银行业制度上的缺失和观念上的讹误。我们也应该看到，改革开放初期，我们不了解现代银行业，只能去亦步亦趋地模仿国际上的先进经验。经过改革开放的洗礼、重组上市的实现以及向国际标准经年累月的学习，如今，我们的银行业已比较熟悉现代信贷业务管理的基本理念，与国际先进的理念可以算得上是同步的，制度建设也日臻完备。但是在此次c型钢信贷危机的处置和总结过程中，我们发现，现在最大的问题就出在制度、政策以及法规等的具体执行上，这是目前我们的银行业亟待解决的最大问题，也是银行业改革的一大着力点。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要求银行内部从上到下都严格遵循行业内的规章制度，一视同仁按照规矩办事，不能因人而异；此外要严格管理，通俗来说就是“谁砸我银行的饭碗，我就砸谁的饭碗”，即执行严格的问责制度。不能说信贷员出事了仅作调离岗位的处理而不追究其为银行带来巨大损失的责任，没有较高的违规违法成本，难以有严格的法律法规的执行。我想，只有做到“有法必依、违法必究、令行禁止、严格管理”，才能保证我们的执行力，才能切实确保我们银行业业界自身的风险管理能力。银行本身是一个经营风险的行业，因此其对于自身的风险管理就必须更加严格，执行不到位，风险管理就无从谈起。
       本刊记者：您刚才也提到，此次c型钢授信风险的发生，源于转型期中国银行业粗放型的发展模式。当前，我国进入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时期。面对经济放缓、利率市场化全面放开、金融脱媒程度日益加深、技术脱媒引发行业变革等一系列新的问题和考验，传统的发展方式和经营模式已不再完全适应新时期的形势要求，中国银行业的转型迫在眉睫。您能否对此谈谈您的看法？
       廖岷：现在我国整体处在经济转型当中，新兴产业蓬勃发展。从长远来看，这些产业的风险管控与贷款行为是需要商业银行去参与的，这些产业的发展离不开银行业的支持。故而，首先，我认为在经济转型过程中，商业银行的一个重要着力点就是要研究和探索如何合理科学地对新兴企业进行信贷支持和提供综合化金融服务。因为不同于传统行业，新兴企业大多是轻资产，基于风险判断并对其资产进行科学合理的评估定价是银行面临的一大t挑战。
       要加强对新兴产业的了解，这一点我的体会比较深。我们对制造业等传统行业相对比较了解，但是对于诸如高新产业、现代服务业、网络经济等新兴业态却知之甚少，因而就缺乏对这些行业科学而行之有效的风险管理方法和手段。其次，由于新兴企业多采取了有限合伙人制度等新式管理手段，那么，制定行之有效的制度来合理评价有限合伙人投资活动的风险，合理安排债权与股权的风险共担，并向其提供授信和商业贷款，也是商业银行必须解决的问题。
       新兴企业在创业时，一般是经济创新与科技创新并举，但结果往往是科技创新先行而经济创新滞后。所以我建议在企业使用专家以促进技术革新的同时，也要借助专业的经济部门进行经济的创新，双管齐下，确保经济可行与技术可行的同时实现。商业银行在其中可以为其做一些前瞻性的工作，如创业伊始对其经济活动计划的参谋，对企业潜在风险的预估，在其发展过程中的咨询帮助等。我觉得这也是银行业在转型过程中一个新的经济角色和业务点。
       再次，在转型过程中，针对以预期收益为抵质押的贷款方式，银行必须对贷款企业未来五到十年的现金流有一个清晰准确的预估。商业银行可以与企业签订长期的合作协议，对企业提供服务，到企业上市后从中获得收益。虽然商业银行不可以持有股权，但可以在企业上市后以其股票作为抵押向企业提供贷款，这就是我刚才说的商业银行以企业预期收益为抵质押进行贷款的一种方式。在这种方式下银行切实地参与了企业的经济活动，也提升了银行科学定价风险的能力，更是银行经营理念转变的生动体现。